而在劳动力市场上，通过严格的市场管制，保证劳动者的合法利益。
中国长期政策拐点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财政从扩张转向收敛。相反，随着中国财政收敛和投资减速，9月下旬至11月初，离岸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市场出现人民币汇率的贬值预期。
因为政府的过度参与导致通胀上升和私人部门大面积亏损的格局。中国这一比例是在1995-2000年期间超过100%的，普遍认同的观点是，中国经济正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由短缺型转为过剩型(储蓄型)的。升值后，中国的可交换部门的盈利能力迅速下降，被挤出的资源反转强化了资产部门的膨胀，中国对出口过度依赖的下降，转化为对投资的更过度依赖，外汇占款的增长动力没有衰竭，或进一步上升。这个比例将在2015年才达到高峰，而后下降。所以中国的物流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的1~2倍。
中国长期政策拐点已经形成12月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定调明年的经济政策，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如果随着系统风险释放，经济下半年逐步趋于稳定，信用利差就可能逐步收窄。对付一个抽上了瘾的人，最好的办法不是再继续给他抽，越给他抽，他越戒不掉，只能下了狠劲断了他的瘾。
我个人的判断是，美债危机也好，欧债危机也罢，都不是三五年内可以解决的事。因为，如果欧洲经济又陷入一场新的萧条，任何的财政紧缩措施能否真正推行下去，仍然是个问号。中国的中产阶级崛起了，他们买欧洲的奢侈品与买中国的产品，并不冲突。现在看来，无论新能源，纳米技术，乃至生物工程，目前都还构不成能改变未来人类生活方式的科技革命。
法国经济还能维持到现在这个样子，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这些年中国崛起时期一些高收入阶层大量买他们的产品。这两者不是互相替代的关系，而是互补的关系。
他也做了一些问卷调查，问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企业家如何看待经济增长。比较一下各国经济增长的方式，你会发现，除了经济学里面讲到的自由市场制度、自由贸易、法律制度这些硬件外，文化这个内生的东西对经济增长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就意味着，我不管你们了，你们自己的债务问题，你们自己解决去吧。你们国税局和海关征了那么多税，又用到哪里去了？你们怎么就不想想呢？正是由于关税和流通环节的税收太高，使中国进口奢侈品的价格奇高，高出欧洲大多数国家一倍甚至几倍。
从欧洲人口老龄化和将要出现的人口负增长趋势，你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我前面说欧盟的领导人应该读读中国的古典文献《道德经》了。像希腊的话，欧洲可以免它的债，因为它债务比较小，意大利就不行了，它有一万多亿的债，免掉千把亿，根本无济于事。现在中国大陆富豪多，有钱的人多，到了英国，看好了房子，觉得好，就直接刷卡付现金就把房子买下了，这部分推动了伦敦的房价。比如，德国人车造得比较好，日本人也是，而中国人则喜欢经商。
但他到国外一看，从南非飞到澳大利亚，从澳大利亚飞到新西兰，再从新西兰飞到南美，发现整个南半球遍地是黄金，并主张中国企业家应该赶紧去南半球国家投资。现为韦森教授修改定稿 进入 韦森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欧债危机 。
记者：英国、德国这样的大国在如何解决欧债危机上是存在分歧的，比如英国就反对金融管制。这就像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掉进了大海里，你不挣扎，或许还会沉得还慢一点。
近年来伦敦的房价也上涨了，据统计说至少有百分之七点五是因为中国人买房所推起来的。大量进口欧洲各国的产品，增加他们的就业，比送钱给他们还能救他们。现在危机来了，政府去救市。2007年世界经济衰退以来，西方国家许多城市和乡村的房地产都很便宜，像美国、欧洲、新西兰都是。由此我认为，欧洲领导人学学《道德经》，再看看当下和未来欧盟各国的经济社会格局，也许能从中悟出点什么当为的施政导向以及合宜的政策选择出来。目前欧洲各国的失业率大都在在两位数以上，近期各种宏观指标都表明经济衰退的迹象更为明显和正在加剧，在此情况下，缩减政府的开支，是否会进一步加速经济衰退？现在看来是，欧盟各国的经济真是积重难返，故欧盟委员会和各成员国政府左右为难，有很少的合宜政策选项。
以前看到的关于欧债危机的观点，包括格林斯潘的一些看法，大多是从欧元区成立时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着眼来分析问题，认为北部国家和南部国家在竞争力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是欧债危机的根源，即北部国家储蓄，南部国家消费，欧元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最终导致了今天欧洲各国政府的债务危机。不久前，德国等欧盟其他国家援助希腊的钱不是还勾销了一千多亿欧元吗？这是个无底洞。
但德国央行行长、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委员魏德曼(JensWeidmann)却一直坚决反对这样做。尽管这场危机并不曾降到咱们头上，但相信如下问题是大家都会关心的：这场大戏现在有了怎样的发展和变化？欧元区真的会崩溃吗，有什么解决办法？中国究竟应该不应该做好人，出面拉欧洲一把？--对以上问题的回答，请读者诸君在这次与韦森教授的对话中寻找，有意思的是，他多次提到，欧洲人是时候去《道德经》这部中国经典中汲取些智慧了。
西方国家和中国的政治运作，恰恰形成了两个极端，反差是如此鲜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降低关税是一举数得：既救了欧洲，又满足了中国人喜欢名牌的消费需求，还能把我们这些年积累起来的外汇花了出去，减少央行的基础货币供给，减缓通货膨胀压力。
而这一次呢，是因为1952年开始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航空航天技术、核能以及网络技术）所带来的增长动力最后衰竭了。然后，这些政府就可以通过印钞票，通过通货膨胀来在内部抹平自己的债务。现在中国地方政府负的债，和欧洲各国政府的负债，有一些共同之处。欧洲各国经济的黯淡前景，也使全球经济更加阴霾密布。
如果关税降下来了，上海、北京和一些其他大城市的进口奢侈品价格下来了，人们就会在国内买了，没必要再花机票和旅馆费去欧洲和国外去买。2011年8月，毕生都在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纽约大学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Romer)把这场世界性的经济衰退称为大窘迫(GreatDistress)。
这种情况下，我说政府无为，意思是说，你自己把债累积下来了，别指望别人来救，越救越糟。去投西方的企业，结果可能是投一个亏一个。
这说起来有点不近人情。因为，在欧盟宪政制度下，欧洲央行有完全的独立性。
概言之，由于欧洲各国的人口已老龄化了，生活水平已经很高，很舒适，要期望欧洲有较快的复苏，从人口结构上来说也不可能。欧洲各国的就业上去了，税收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也会慢慢好转。因为，这次欧债危机的核心是政府的债务危机，而政府的债务危机是这种民主制度所长期运作的结果，而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后欧洲各国政府的救市，只是一个导火索而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西方那些看空甚至唱衰中国的人和机构，还是国内民粹主义的对美国和欧洲各国政策的责骂，都是非理性的。
他说，若货币政策被绑上财政政策的花车，央行就会丧失其独立性，然后丧失对物价的控制。现在欧洲领导人似乎明白过来了，23个成员国家(欧元区17国加6个非欧元区国家)开会，同意缔结政府间条约，即新的财政协议，减少财政开支，以期在未来减少债务的积累。
最后要指出的是，在目前经济的全球化时代，在认识和处理各国的经济、贸易乃至外交和军事关系上，一定要警惕冷战思维的回潮。现在，有同一个思路是到欧洲各国投资去，认为目前欧洲快破产了，一些企业像沃尔沃、诺基亚这些公司都快经营不下去了，可以很便宜地吧他们买下来。
德国总理默克尔去年在坚持救希腊时不是有个比方么？她说，现在是邻居失火了，你救不救？不救，火就会烧到你家中来。我最近写的一篇《西方民主政治的深层次问题--重读哈耶克之八》，主要就在谈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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